龙应台:大学,如果没有人文 PDF 打印 E-mail
作者:励志讲坛组委会   
2010-06-16 17:10

   ●如果我们所训练出来的学生,律师、医生等技术都是一流的,但是独缺人文素养,
你会不会很不安呢?

  ●如果我们意识到问题之所在,加深人文精神的培养,岂不更要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
呢?

  来到港大之前,我对港大一无所知。这份一无所知,属于“台湾人对香港无知,香港
人对台湾无知”的整体“无知”结构里。为什么两个地理位置如此接近、历史关系如此密
切,却又如此疏远,彼此努力漠视对方,是另一个话题。我想从我对港大的“发现”谈起


  “冷血”的张爱玲

  我的研究室在仪礼堂,紧邻着梅堂,是两座1914年的古典红砖建筑,立在山腰上,望
着南海的方向。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样,每一个房间、每一条皱纹里,都有故事。我很快就
发现,仪礼堂和梅堂原来是学生宿舍,高中刚毕业、才19岁的张爱玲,拖着一口笨重的大
皮箱,来到港大校园,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。可是她住过的那一座,早被拆了。

  于是我回头去读《烬余录》,大概在1944年,张爱玲离开香港两年后,她追忆在港大
的烽火岁月。别的作家写战争,可能是愤慨而激昂的、痛苦而浓烈的,张爱玲却写得疏淡
空旷,好像从一个凹凸哈哈镜里去看一个最神圣的东西,荒谬的感觉被放大到极致:

  在香港,我们初得到开战消息的时候,宿舍里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,道:“怎么办呢?
没有适当的衣服穿!”她是有钱的华侨,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,从水
上舞会到隆重的晚餐,都有充分的准备,但是她没想到打仗。

 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,黑漆漆的箱子间里,只听见机关枪“忒啦啦拍拍”像荷叶
上的雨。因为怕流弹,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,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动
的虫……

  她完全不动感情地录下悲惨世界的图像:休战后我们在“大学堂临时医院”做看护病人
的日子是修长得不耐烦的。上头派下来叫他们拣米,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,因为实在没
事做,他们似乎很喜欢这单调的工作。时间一长,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。在医院里
,各个不同的创伤就代表了他们的个性。每天敷药换棉花(资讯,行情)的时候,我看见他们
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,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……

  她对自己的自私和冷酷,有一种抽离,仿佛将尸体解剖学提升到艺术层次去欣赏:

  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,虽然时间特别长,有十小时。夜里没有什么事做。病人大小便
,我们只消走出去叫一声打杂的。我们坐在屏风后面看书,还有宵夜吃,是特地给送来的
牛奶面包。惟一的遗憾便是:病人的死亡,十有八九是在深夜。

  有一个人,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。痛苦到了极点,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……眼睛
半睁半闭,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。整夜他叫唤:“姑娘啊!姑娘啊!”悠
长地,颤抖地,有腔有调。我不理。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,没良心的看护。我恨这个人,
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,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。他们看不过去,齐声大叫“姑娘”
。我不得不走出来,阴沉地站在他床前,问道:“要什么?”他想了一想,呻吟道:“要水
。”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,不拘什么都行。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,又走开了。他叹
口气,静了一会,又叫起来,叫不动了,还哼哼:“姑娘啊……姑娘啊……哎,姑娘啊……


  她写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,写人生的荒凉:

 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。我们坐在车上,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,可是在
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。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
己的影子——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,苍白,渺小:我们的自私与空虚,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
——谁都像我们一样,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。

  《烬余录》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所写,但是当时的张爱玲只有24岁。读《烬
余录》,我发现,使张爱玲的文学不朽的所有的特质,在这篇回忆港大生涯的短文里,全
部都埋伏了。从1939到1942年间,穿梭在仪礼堂、梅堂、陆佑堂的山径之间一个身形瘦弱
的港大女生,可能在同学的眼中看起来“怪怪的”,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河里一个高
高冲起的浪头,影响一整代作家,形成“张学”现象。

 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,有多少人熟悉张爱玲的作品?

  散步的朱光潜

  仪礼堂后面,有一条山径,洋紫荆艳丽无比,百年樟树浮动着清香,九重葛烂漫攀爬
。沿着山径往上到山顶,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。然后,偶然之间,我读到朱光潜回
忆自己的港大生涯:

  我们一有空闲,便沿梅舍后的小径经过莫理逊舍向山上走,绕几个弯,不到一个小时
就可以爬到山顶。在山顶上望一望海,吸一口清气,对于我成了一种瘾。除掉夏初梅雨天
气外,香港老是天朗气清,在山顶上一望,蔚蓝的晴空笼罩蔚蓝的海水,无数远远近近的
小岛屿上矗立青葱的树木,红色白色的房屋,在眼底铺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图案……香港
大学生活最使我留恋的就是这一点。

  朱光潜,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,写了《悲剧心理学》、《西方美学史》
、《谈美书简》等等,其中《西方美学史》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
的专著。在1930年代的北京,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朱光潜还在家里主持一个文艺沙龙,每月
集会一次,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,探讨辩论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各种问题。沙龙的主要成员
有周作人、朱自清、郑振铎、冯至、沈从文、冰心、凌淑华、卞之琳、林徽因、萧干等人
。沙龙所讨论和争辩的问题,又会从小小的客厅里辐射出去,成为文艺界注目的问题,或
者影响到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与流变。这是一个中国自由文人的沙龙,掺糅了欧美的风
格和眼界,对1930年代文学,特别是“京派文学”的形成和风貌,都有了催化的作用。

  朱光潜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,是港大的四年(1918-1922),“奠定了我这一生教
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。”

 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,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潜是谁?

  不吃“敌人面粉”的陈寅恪

  许地山,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,台湾人早期也读过“落花生”的小品。胡适之向港
大推荐聘请许地山做中文系系主任,主要因为台湾出生的许地山既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,
又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双重学位,是一个学兼东西的人。在1935到1941
的六年间,许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内容,对整个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
的力气,四处演讲,宣扬国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。

  但是,我以前不知的是,许地山如何把陈寅恪带进了港大的历史。

  陈寅恪的学成过程出奇地多元丰富,几乎像欧洲概念里的“文艺复兴人”:1902年他就
读日本弘文学院;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。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,先后到柏林
大学、苏黎世大学、巴黎高等政治学校读书。1914年因为欧战爆发而回国。1918年,再度
出国深造,先在哈佛大学学梵文,后又转往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,同时学习中亚古
文字和蒙古语。在整个学习期间,他培养了阅读蒙、藏、满、日、英、法、德、波斯、突
厥、西夏、拉丁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。

  1925年陈寅恪回国,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“四大导师”之一,与王国维、梁启
超、赵元任共事。1940年,陈寅恪为了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,离开昆明赴香港,准备转英
国,但是欧战情势加剧,他因此“卡”在香港。这个时候,许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间
人。当时的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日记里记载了这个过程:“晨晤许先生,他说庚委会拨
款若干与港大,史乐诗拟聘陈寅恪在港大任哲学教授,一年为期,待遇月薪五百元。”

  陈寅恪留下,成为港大教授。香港大学中文学会还在薄扶林运动场举行了欢迎陈寅恪
的聚会。许地山在1941年过世,陈寅恪就接了他系主任的职位。香港在1941年底沦陷,陈
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门治学。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,就在这
段艰苦时期内完成,序末署的是“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
”。一代大家的学术巨作,在风雨飘摇的斗室中思索,在港大的校园里写成。梁启超在推
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经说:“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,但比不上陈先生寥寥数
百字有价值。”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,据说曾经对陈寅恪做过两件事:一是送面粉给他。当
时生活物质极端困窘,“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,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,军部行文
香港司令,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,送去好多袋面粉,但宪兵往屋里搬,陈先生陈师母往
外拖,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。”第二是据说“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
化学院,寅恪力拒之,获免。”

 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中,有多少人听说过陈寅恪,或者读过他的著作?

  大学是人文精神的泉源

  来港大之后,做了种种发现,但是最大的发现还在于:人们一般不知道港大曾经包容过
、孕育过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。大政治家,人们记得;大文学家,大历史家,大思想家,
没人知道。没人知道,是不是因为,人们太不在乎人文的价值?

  香港大学以它历史的悠久和财力的丰沛,一直在为香港培育两种人:优秀的政府官员;
优秀的专业精英,譬如律师和医师。可是,就以政治家、律师和医师这三种行业来说,哪
一行是可以不以对“人”的深刻认识作为基础的呢?

  所谓人文素养,其中包括美学、文学、史学、哲学等,刚好是我今天所谈到的朱光潜
、张爱玲、陈寅恪所代表的,其实都是研究“人”的专门学问。你可以说人文是所有学科
的基础科学。而如果我们所训练出来的学生,将来的政府官员、律师、医生,什么技术都
是一流的,但是独缺人文素养,独缺对“人”的最深沉的认识,你会不会很不安呢?

  当你了解了港大曾经有过朱光潜、张爱玲、陈寅恪、许地山这样的文化遗产,你就发
现,是的,在人文精神上,港大似乎有一个断层。李卓芬副校长提醒我,这种断层,和19
50年代开始,殖民政府推动的“去中国化”是很有关系的。现在香港跟中国人文思想的“
断层”,不只是香港大学的问题,是整个香港的问题。

  日本殖民台湾时,也是努力培养农业和医学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压抑台湾人对思想学
科的追求。“去中国化”恐怕还是表面,“去思想化”才更是殖民主义的核心。而今天如
果我们意识到问题之所在,加深人文精神的培养,岂不更要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呢?

  当外面的世界对香港人的刻板印象是“功利”、“势利”的时候,我自己的发现却是
:香港有特别多满怀理想主义的有心人,总在寻找为社会奉献的机会和方式。

  那么给予时日,或许将来的港大,会栽培出新一代的张爱玲、朱光潜、陈寅恪。不是
偶尔南来或者不小心“卡”在香港的文学家、史学家、美学家,而是香港自己土壤里长出
来的才气焕发的人。(此内容为作者在香港大学的演讲,有删节。“万松浦书院网”特约供
稿。)

  龙应台,1952年出生于高雄县大寮乡,1974年毕业于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,后获美国
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博士学位,先后任教于美国、中国台湾、德国多所大学。著有《野火
集》、《孩子你慢慢来》等